六月读书小记
July 8, 2024
工厂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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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敬佩的是作者在进入工厂工作期间真正成为了工人,而不仅仅是站在一个对工人怀有同情、愧疚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进行一种学术研究式的观察和体验,并且她的身体状况在当时已经很差了,去投入工厂生活无异于透支生命。
书中收录了作者1934-1935年在工厂工作时的日记,这些日记几乎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流水账,记录了自己从几点到几点做了多少个零件,获得了几分钱的报酬···这些文字中几乎没有跳脱出当前处境,从哲学或者其他理论的角度对工人境况的分析,而是作为一个工人本身对当下的工作发表看法;为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足够多合格的零件而懊恼、对无休止的服从和休息时间的匮乏感到疲惫、为电力故障导致工作暂停这种天赐的“好运”感到欣喜···
在工厂里,一切都被严格地计算和把控着,工人在工作时有专门的计时员负责给她们计时,而工人们则必须竭尽全力以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对此作者写道——
为了每小时2法郎,要做到筋疲力尽,把自己累死。这不是因为我们在做一项需要我们为此努力的任务;不是,只是因为计时的疏忽和任意性。我们累得要死,却无论在主观(工资)还是客观(完成的作品)上都没能获得任何与努力相符的结果。我们因此感到自己成了真正的奴隶,内心被羞辱到极点。
一边是严苛的标准,而另一边是标准制定者和执行者所拥有的极大自由,被这样的制度约束住的工人就像被蒙住眼睛驱赶的牛马。而这种方向感、成就感,乃至awareness的缺失也是痛苦的来源——
完全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会让人感到特别沮丧。我们不觉得一个产品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全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生产者。对工作和报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感知。工作似乎是任意施加,随意付酬的。我们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孩子,母亲使我们安静,给我们串珠子并承诺给糖果。
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被蒙在鼓里,只能看人眼色以避免惩罚、获得奖励的生活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无疑是对自主权的剥夺,对人格尊严的矮化乃至抹杀。
我的勇气、尊严感几乎都在这段时间被粉碎,如果不是因为严格来说,我没有保留任何记忆的话,只要一想起它,我就感到羞愧。我曾带着焦虑起床,满怀恐惧地去工厂:我像个奴隶一样工作;午休时间是一种撕裂;我5点45分一回家,就会担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睡眠(并没有)以及能否早起。时间给人以无法承受的重压。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害怕——直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我内心才不再压抑,而恐惧的对象是,命令。由社会塑造的个人尊严感被破坏。我们必须要为自己另外打造一个。
这种感受恐怕任何一个“上过班”的人都有所体会吧,周六上午还在从上班带来的消耗中恢复,周日下午整个身心又再度被“明天又要上班的”dread填满···作者也指出了身体——而不仅仅是精神——在这场“虐待”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救赎一个工人的灵魂首先取决于他的身体素质。我不明白那些不强壮的人如何能避免自身陷入某种绝望——酗酒、流浪、犯罪、荒淫,或者仅仅是也是更经常发生的,被愚弄(或宗教?)之中。
如果身体处于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人是很难去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以弥补精神上的剥夺感的,甚至会本能地抗拒思考,从而陷入一种身体与精神的负反馈漩涡。而“上班”(并非“工作”或“劳动”本身)很多时候带来的就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剥削。
大城市里拿着相对高薪的白领在这里从工人的苦难中寻找共鸣可能确实会显得太矫情和利己,但我并不认同一些人“大家都辛苦/那么多人更辛苦,你有什么资格抱怨”的论调。大家都觉得辛苦,那么大家都有“抱怨”的权利,只要不去侵占更弱势者的空间、不去抢夺别人的narrative,也不否认自己的特权便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权力和资本控制的世界里,大部分工作都是bullshit job,是剥削;认同这点与承认自己的特权并不是互斥的。处于不同阶层和境遇中的人之间不应该只有倾轧和挪用(当然,这或许是常态),也应当存在对solidarity的期待和探索。不过失权者对特权者天然的不信任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就像作者在回顾工厂的经历时写的——
人们很难克服恐惧和蔑视。工人们,至少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历了数千次伤害后,内心的痛苦几乎无法痊愈,这导致他们一开始就把来自上级,尤其是来自老板的一切,看成是陷阱;这种病态的不信任让所有为改善做的努力称为徒劳,而如果没有耐心与毅力,我们是无法克服这种不信任的。
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我也完全无法做到与那些拿捏着我命运走向的权力上位者们(比如老师、上司,乃至美国人同事)以诚相待,更不要说称为朋友或同盟了。所以一旦角色调换,也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去期待理解与信任,也不要因为误解或防备立刻就感到“被冤枉”。
作者也一直在思考能为工人做些什么以改善他们的处境。书中收录了作者与一位工厂经理的通信,这位经理创办了一份工人杂志,作者曾想在这份杂志上发布一份向工人们征稿的倡议书。在这篇文章中她鼓励工人们向杂志投稿,用文字讲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这样可以加深同伴之间的情谊,同时也能够让主管听到工人的心声。不过这位经理似乎拒绝刊登作者的文章。然而作者仍然没有放弃通过信件向对方解释自己的想法,并试图安排会面来详细探讨如何能帮助工人摆脱被奴役的局面。
书中只收录了一篇经理“B先生”的回信,写于1936年作者向他讲述了这年的罢工运动带给自己的喜悦与力量之后,那封回信非常简短,只有5行左右,并且在我看来相当passive aggressive,其中有句话是,“如果假设让您高兴的这些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不相信当看到工人屈服于老板时,我会感到‘快乐以及难以言喻的解脱感’”。这不是废话么!工厂主们在罢工中蒙受的“损失”又怎么能和工人长期以来承受的压迫相提并论···相比之下作者的真诚与坚持则十分令人敬佩。她在信件中面对这些在我看来虚伪又卑鄙的资本家时也始终保持着她固有的那种圣徒一般谦逊的态度,并且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仅仅为了维持体面的“社交辞令”。她在信件中说——
我想在我们的关系中,恰恰相反,我不会留有任何个人的痛苦。我刻意并几乎绝望地选择将自己置于底层人的视角中,能够与您这样的人开诚布公地交流令我感到安慰。这让我即使不对组织机构,也不会对人绝望。我非常感谢能与您交流。我不知道您是否可以从中获益,但它对我来说却是很宝贵的。
虽然作者的思想、行动和人格都令我尊敬,但在读这本书时还是不免有一些疑问。作者终究是个太与众不同的工人了(甚至放在整个人类群体里都可以这么说),她对于“救赎”的想法和大部分工人又有多少重合之处呢?她在信件中写道——
我所要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尊严感。我非常清楚,要在这种情况下保有自尊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任何精神上的支持都弥足珍贵。
她的另一项计划是让工人们读包括《安提戈涅》在内的希腊悲剧,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增进他们对文学的了解。我当然不认为文学艺术是无用的,或者仅仅应当为特权阶级所享受,只是现在越来越怀疑,我们这种“读书人”认为的必需品,就真的是体力劳动者或者被边缘化的群体所需要的么?作者还提到,“一般在这样的生活中,最难抵抗的诱惑就是完全放弃思考:我感觉这是唯一不再受苦的方法,首先是心理上不再痛苦。”
在做第一份工作时我也几乎没有读书,并且甚至回避思考。就连现在,某些时候读书并强迫自己思考和表达也只是因为我有这个空间,并且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和接触的群体都在强化“不思考是可耻的”这个观念,于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本能。我觉得一些利用大众对廉价娱乐的需求,靠一些低质量——甚至低俗——的内容赚钱的内容生产者是可恶的(更不用说这个生产过程中很可能还伴随着大量的压榨),但不想去批评这些内容的所有消费者,或者认为应该用知识把他们引向“正道”什么的。如果我一直处在和他们一样的环境里,大概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拥有相似的趣味。我觉得同样重要的是保障休息的权利,以及避免人格侮辱式的管理;尊严的建立固然可以得益于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建设,但外部压力的解除也必不可少。先是要创造出足以容纳个人选择的空间、提供可能的选项,但“选择”本身终究不是旁人应该左右的。
作者在谈及自己的设想时写道——
我认为让这些人感到自己被理解,这对其中最优秀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安慰。问题是,目前在雷诺工作的工人当中,是否有人心智足够优秀,能以我想象的方式被触动。您作为主管在与下属相处的过程中,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想我可以通过一次次试探做到。
可能因为我对于优绩主义过于抗拒乃至恐惧了,看到“优秀”这个词马上就开始想“那么那些不够‘优秀’的人要怎么办”;当然,我也知道平均主义同样是行不通的。无论如何,作者已经做了极少有人能做到的尝试,并且也没有放弃从工厂制度和工会组织管理的角度寻求改善,这已然是宝贵的探索。
虽然性别视角不是这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女性工人在交叉性影响下的独特困境,比如被男工人言语骚扰;文中又一段写道,一个男工人对女工人说了一句“令人恼火”的话——“你难道从没打过猎吗”(结合语境和原文我觉得这里应该翻译成“你难道没有追过男人/被人追过吗”),以及作者对工厂氛围的观察——
注意:性别分离、男人瞧不起女人、女人对男人有所保留(尽管会彼此交谈写黄色笑话)在工人中比其他地方更明显。
还有在信件中对工厂经理讲述的作为女工的体验——
作为一名女工,我处于一种双重低下的境地,我的尊严不仅会受到主管的伤害,还会被男工伤害,就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这也足以说明阶级问题和性别问题不是垂直的,那些动辄在女权主义者指出性别因素在压迫中起的作用时说“这是阶级问题”的人并不是真的关心阶级问题,只是不想承认性别问题而已。
很可惜的一点是,作者的真诚并没有得到工厂经理同等的对待,如今的译者和出版方也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这份认真。除了上面提到的对“打猎”的翻译模糊了性骚扰的意味之外,文中还多次出现“兄弟情谊”这个表达,原文是fraternité,完全可以翻译成“手足情谊”(虽然“手足”这个词最初好像也是指兄弟,但至少在现代语境下性别指向没有那么明显吧)。作为女性读者,每每看到这种“无伤大雅”的疏漏,都像是吃饭时在菜里看到了头发(甚至是更恶心的东西···
孤独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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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读完了样书。这本书很早就在豆瓣上标记“想读”了,但真正读完后却觉得知识上的收获和情感上的触动都很有限。可能因为我对于神经多样性的了解已经比最初标记这本书的时候要多了,而且读到像故事的女主这样,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还不错的工作和自己的居所的人的故事时,总是控制不住地想到那些可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但又没有同等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人。当然,不是说前者的经历和痛苦就不值得讲述和被理解,只是我的同理心终究是有限的,我更关注的可能还是那些——至少在表面上——与我更相似的人,以至于在个人层面我已经很难在这样的故事上投注全部的注意力。
(在誊写这段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上述心理与《工厂日记》评论中所写的,不同阶层和境遇之间的solidarity或许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在现阶段我也只能做到尽量不去回避和掩盖自己的局限与私心···)
但是无论如何,这本书在representation方面的意义是可贵的,毕竟目前中国社会对神经多样性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尤其是对女性ND群体。还需要很多的科普和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暴露才能让更多人的需求尽早得到承认和重视,而不用等到成年后才有进行自我探索的条件。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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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必须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我记得很久以前(大概大学的时候)就在那种会推送每日一图加一句quote的“文艺”app上看到了来自赫塔·米勒的这句话(本书中作“沉默可能让朋友产生误解的地方,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我必须沉默”)。当时并不了解作者及其创作背景,只是在一种私人感受的层面与这句话产生了共鸣而已。这句话出自书中的「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一篇,包括这篇在内,书中收录的多篇文章都谈到了语言与极权和流亡之间的关系。
与本书同名的第一篇文章就完全围绕着「语言」这个概念展开。作者写道——
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并不总在语言中思考。
···
内心的疆域无需语言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
作者生于罗马尼亚境内的一个德语村庄,所以国家的语言(罗马尼亚语)并非她最初所熟悉的语言,而作为其母语的德语与其之后生活的德国所使用的标准德语也存在着差异。
作为一个也算是成长在语言的“三不管地带”的人,我在读这篇文章时自然会产生许多联想。
「语言」于我而言一直是一种elusive的存在。想用一种语言描述某个概念时,先出现在脑中的往往是另一种语言中的表达;一旦错过了开口的时机,词语便会从舌尖滑落,逆行滚入喉咙,让人感到窒息。
文中写道,“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我的“母语”又何尝不是刽子手的语言呢?钢筋水泥堆砌出来的,背后站着一个军队的,没有生命的语言。然而除此以外我所掌握的就只有殖民者的语言,在那里我是需要在审视中不断自证的;每一句small talk都是被告席上的一次询问。这两种语言并不能互相抵消。
但我还是无法彻底拒绝「语言」。当你像吞下铅字一样吞下了太多词句,身体变得沉重,即将沉入水下之时,还是会不自觉地去抓住些什么;只是这些自以为的救命稻草很可能也是缠绕在别人颈上的绞绳,正如作者笔下德国广告里优雅的高跟鞋在作者的“故乡”也曾踩在异见者的手上。要避免自己的语言成为伤人的工具,但这并不是逃避表达的理由,只能时刻提醒自己要小心。
作者在题为「写给中国读者」的序言中写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态坠落”(我甚至不知道该把这理解为一种警示还是“祝福”),她对罗马尼亚社会的描写也的确充满了让中国读者心照不宣的内容。比如荒谬的审查与避讳、颠覆国家权力却又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笑话、被自杀与被消失的人、从孩童抓起的集体主义狂热,以及“齐奥塞斯库只上了四年小学”。读到这句时真的几乎笑出来,不由得觉得「独裁」真是一件太缺乏创意的事(当然我指的不是执行者们层出不穷的作恶手段),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安慰——既然人们能为「国王」想出几百个外号,那么想出一个将其推翻的方法也并非绝无可能,对吧。
下面是一些摘录: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
来到城市,我奇怪城里人要说那么多的话,为着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为着彼此成为朋友或敌人,或是为了索取或给予。尤其在谈到自己时满怀抱怨,言谈举止处处体现着傲慢与自怜,浑身上下透出大惊小怪的自恋。无论走到哪儿,嘴边都挂着被用滥了的“我”。城里人擅长巧妙地装腔作势,他们皮肤下的关节迥异于农民,舌头成了一个完整的另外的人。
···
我的生命如果没有遭受过践踏,我还是很喜爱它的,现在已然如此,拿走也无所谓了。除了经常处于被干掉的恐惧之外,我感觉自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想想这并不合逻辑:如果害怕被杀死,证明我想活着。可能当时神经被折磨得疲惫不堪,让我觉得能逃离就是胜利。计划自杀时,只觉得这是对他们的报复,完全忘了这也是对自己的报复。
👕一次触摸,两次释放
🏮陌生的目光或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
与那些生活在自由中因而常常无视自我的人相比,我们对自身和环境的了解会更多。事实上,此时的多也意味着少。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更好,而是逼不得已,有些事情的发生,让你不可能忽视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将自己忽略掉,发生事情比事情总发生在自己身上要轻松得多。
···
我们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监控得越严,或早或晚,人们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观察与被评判中,自我感知系统自动打开,人们也被迫开始自我审视。查视不只存在于审问时的辩答,它已悄然潜入物品和日子的内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