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他人境遇，反思助人情结

读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by Lila Abu-Lughod

April 22, 2023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批判了西方主流话语中“穆斯林女性需要拯救”的主张。作者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对穆斯林女性苦难的想象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她们需要拯救”的结论被欧美发达国家用来正当化自己在穆斯林国家的军事行动和殖民行为，并且这些“拯救者”通常会将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归咎于文化和宗教。除了对伪善动机的批判，作者还认为，在“人是社会性的存在（social being）”这个前提下，每个人的欲望以及对自由的理解都是被社会和历史因素所塑造的，简单地把一些习俗或着装（比如头巾、面纱等）归结为文化落后或宗教压迫是在否定穆斯林女性自身的欲望和选择以及对自己处境的觉察。对于自认为关心穆斯林女性福祉的“拯救者”，作者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拯救者”能否接受差异，即“被拯救者”不一定有着和自己一样的需求，在“被解放”之后也不一定会走向自己为她们设想的“光明未来”；二是“拯救者”需要警惕这种“拯救情结”背后暴露出的自己对于其他文化的态度。在第一章中，作者呼吁尊重差异，并指出这种主张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并非主张将一切压迫理解为文化差异并任其发展，而是鼓励生活在特权中的人们进行反思并承担责任。

在后续的几章中，作者主要探讨了一系列以穆斯林女性的苦难为主题的“pulp non-fiction”在西方的流行以及全球的公益组织和女权主义者对“荣誉犯罪（honor crime）”的关注。作者认为一些以穆斯林女性的真实经历为卖点的“非虚构”文学与曾经流行的描写黑奴苦难的“plantation porn”存在相似之处，是一种“literary trafficking”，并且举出了一些例子来质疑这些“自传性”作品的真实性；作者还指出很多这类作品中都有专业的西方代笔作家（ghost writer）的参与，并且有意突出一些具有情色意味的情节来调动读者的感官，或者通过塑造一种与西方文明世界对立的，充满暴力和压迫的“IslamLand”来激发西方读者的正义感。作者引用了Jay M Bernstein的观点来质疑这类“pornography of horror”的目的到底是在于推动对于政治因素的理解，抑或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由主义情结和“道德感”。对于“荣誉犯罪”，作者提出，将穆斯林群体内的一切性别暴力划分到这个类别中，并以此作为穆斯林女性需要被从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中拯救的佐证忽略了这些暴力背后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将“荣誉犯罪”视为一种落后文化的特征也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世界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作者也指出即便是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出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恐惧，也无法完全免于使用这种文化和宗教叙事。作者认为应该停止将性别暴力简单地归因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deep-seated cultural beliefs）”，因为这阻碍了我们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和对抗这些暴力。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从更加偏向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讨论女性问题时常用的人权、自由、同意（consent）等概念在面对现实中的女性时的局限性，并提出我们需要跳出右翼政治话语、精英主义和governance feminism，重新对穆斯林女性的权利进行思考。作者曾经在埃及的Bedouin社区中生活，并与当地女性讨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以及对权利和自由的看法。其中一些女性在婚姻中所面临的困境背后都有复杂的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与全球化的大背景脱不开关系，并非简单的宗教或父权压迫所能概括。作者还通过引用Judith Butler等人，论述了“自由”、“同意”这些概念在面对真实的、在社会中生存并时时刻刻被所处的社会所塑造的人时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所以作者认为，任何基于理论的对女性权利的想象以及试图保障这些权利的框架，包括一些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和学者所所提倡的对古兰经的重新解读以及对伊斯兰教法的改良，与女性的现实生活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在“结论”一章中，作者呼吁，与其去考虑“穆斯林女性是否拥有权利”，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穆斯林女性的权利”以及“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这些概念是由谁在使用，对世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不去寻找“我们”和“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s）”之间的相似性就会忽略人类的痛苦背后的复杂性。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作者更倾向于“观察（observation）”而非“介入（intervention）”；对于关心穆斯林女性福祉的人，作者给出的建议是“观察、倾听，对大背景进行思考，并承担起责任”，如果一定要“介入”，作者更加愿意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在自己以平等身份参与的这个拥有“特权”的世界内进行介入并推动反思，以下为原文：

I don’t have “four steps you can take in the next ten minutes,” as offered by other comforting books on global women’s suffering. The stories I’ve told and the analyses I’ve developed here suggest that there are no quick fixes or easy answers. If pressed for an alternative formula, I would probably give the following advice: look and listen carefully, think hard about the big picture,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The world in which I feel a moral pull to intervene is the world of the privileged in which I participate as an equal, not the world of village women elsewhere. In light of the global reach of rights work and rights talk, and their implication in forceful projects to remold human lives, I would rather use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intervene into the worlds of power that authorize and naturalize rights work and the sometimes dangerous understandings of human social life to which they are made to give rise. I would rather recognize that societies everywhere debate justice, struggle over power and right, and seek change. Others may choose differently. But I hope that it will be on the basis of careful analysis, critical self-reflection, and constant recognition of our common humanity, a humanity subjected to different forces and expressed in different registers.

这本书虽然写于十年前（2013年）并且主要关注穆斯林女性，但其中的讨论并不过时，所提出的问题也并不局限在穆斯林社会，尤其是本书的后半部分，近几年在中文网络上的许多讨论都能与其形成呼应。比如最近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的穿着罩袍与男友进行互动的穆斯林女性的视频，转发和评论中有着大量的对宗教和父权压迫的控诉，这其中有着我们自我投射后天然的恐惧与愤怒，但是否也有着对于一个陌生文化和身处其中的女性的单一想象甚至误解？再到之前“被资助的贫困女生完成学业后选择成为家庭主妇引发捐助者失望”的新闻，也对应了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的“救助者能否接受受助者作出与自己的预期不符的选择”这个问题。对于到底该怎样帮助困境中的女性（特别是处于其他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甚至如何判断她们是否真的需要“帮助”，作者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但最后的建议是真诚而且可以实践的；作为拥有相对特权的人，去看到“具体的人”、倾听她们的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在自己的“同温层”中扩散出去，同时去思考个体境遇和选择背后的复杂性，并反思自己的“助人情结”以及对他人的想象。